《师父》：消解于殖民语境的传统武德
徐浩峰去年的电影作品《师父》讲述了咏春拳传人陈识从广东北上至天津，欲扬名以传承本门武术却身陷连环算计的故事。精细入微的兵器，言简意赅的对白，手起刀落的动作，仅仅是影片表现出的严谨周密的形式感，就使本片充满了欣赏价值。从叙事上看，环环相扣的算计，尔虞我诈的底细，惊心动魄的鸿门宴，无一不是精彩至极。更可贵的是，在形式与故事的高度之外，影片还完成了具有深度的思想内容的传达，其对殖民语境下中华传统武德（被）消解的呈现与思考，才是其作为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的支柱。
东汉时期许慎撰写的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对“武”字的释义显示的是对楚庄王的话语的引用：“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这句话及其背后的故事最早被记载于春秋末年左丘明编写的《左传》，它的含义是：能平定暴乱，止息干戈，才能算是武功。在现代社会中，它也被理解为“学武之人拿起兵器之前应该先学会放下兵器”。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是解决暴力的手段，而不是施加暴力的手段，这种理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武德精神的一部分。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巨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其思想核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疑，这一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积极影响在此无需细说。但从消极面来看，“随着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人文主义逐渐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反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反动思想武器。”[1]也就是说，这种思维也可以被引领为维护个人利益，甚至是自私地、盲目地、不道义地维护个人利益的思想武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自然科学出发对宗教神学再次给予打击，同时，进化论所蕴含的竞争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社会。那个时代还是西方早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迈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早从新航路开辟就已开始，但生产力的发展只会使它们需求更大的殖民市场，并向帝国主义演变，作为强者所拥有的霸权意识维护着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形态对利益的谋求心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思维无法避免的，折射到本片中呈现出的殖民语境中的天津，便是假霸权、假强者（即武行体系）利用真霸权、真强者（即军界）的“庇佑”（实质是被掌控）来维护其名声与利益。
正如鸿门宴上林副官被杀后邹馆长所言：“二十年来，军阀崛起，掏空了商会、乡会、铁路、银行，小小不言的武行怎能独存。”于是，只能依靠国军的掌控来维持这“不长久”的“好日子”。军阀的可恨不仅在于造成了国内形势的动乱，导致民不聊生，更在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姿态，他们抛弃了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甘愿卖国求荣，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只为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满足一己之私。帝国主义对资本垄断的渴求与军阀的贪婪共生，后者正是被前者的思维所滋养，武行所面临的颓败环境是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破坏性结果。
武术于中华民族而言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竞技上的意义，它是体育活动，是娱乐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赤手空拳还是刀光剑影，都可以充满形体韵味，可以阳刚，也可以空灵。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强制性地打开了中国市场，本质上就是一种施加暴力的行为，这些武器在他们手中就是施加暴力的手段，血肉之躯面对钢筋铁骨，唯一的出路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当然，不能否认学习与进步的必要性，但也必须承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些传统在消解。影片中主人公陈识秉持着“伤人不伤命”的武德自保、对抗，甚至在打斗过程中不溅一滴血，反观林副官对耿良辰、邹馆长对陈识，他们都在以“取人性命”为目的。属于国军的林副官无疑接受西式资本主义思想，而企图依附军界的邹馆长本质上也早已丢弃了传统的武德理念，如今她唯一的念想不过就是维持门面。
更可悲的是，林副官是武行出身，也曾是武行弟子，却不顾道义出卖师父以获得名声。显然陈识与耿良辰也在上演一出算计，但在徐浩峰设定下，陈识对耿良辰的盘算是基于门派立场的，而林副官的阴谋是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林副官给予师父的屋契（金钱）与陈识落于八斩刀上的那一滴眼泪（情义）更彰显了两人之间的本质差异。
殖民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从外在的生活环境的变化、餐饮习惯的变化，到内在的传统精神与德行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都必然受到冲击，即便《师父》讲述的是一个民国的故事，但何尝不是现代的折射，甚至是未来的寓言？
[1] 参考陈瑞云，顾章义，孟昭信，佟宝昌《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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